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司法援助和维权体系建设，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个人权利维护与支持。
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先是在轻纺工业形成出口的巨大产能，然后向家电、电子和其他装备制造业扩散，并开始努力开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
第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根据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在80年代以前，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的工业化时期其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逆差，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顺差的。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国营企业高利润、高工资的优势吸引国营企业资源的过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劳动成本低，适合发展低端制造业和服装业等等。正是这些国有资源的存在和转移，使得非国营企业不必从零开始。
因此，当流动性持续增加的时候，美国的风险在于金融杠杆过长而断裂，日本的风险在于资产价格过高而泡沫破灭，中国的风险则是物价普遍上涨和针对大蒜、古董等实物炒作的投机过度。没有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衍生出两个派生的经济运行特征：第一，不存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就基本失去了自动的紧缩机制，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直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最后由政府通过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为经济降温，直到刹车。郊区农民和市民不顾政府的禁令，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楼盘等形式，自发地向他们提供廉租房和廉价房，政府又以现行土地制度为理由明令禁止。
内生型城市化的前提是，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由利益驱动，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将自己拥有的要素和其他要素组合，以便从自己拥有的要素中得到最高的收益。这场讨论的意义到今天也不应该轻忘。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果退出，就自动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城市户口。我自己曾经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过好几年。
我们希望的是，农民应该有进退自由的权利。中央计划经济一个一个崩溃。
在发展中国家，科技的首创能力不强，如果针对自己的制度很不完善这一点，主动通过改善制度，使得生产力提高，也能取得增长的内生化，即要素的配置逐渐以市场的价格信号为内在动力，而价格信号又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形成，因而根据这种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就可以尽量减少浪费。但是，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最能干的农民由于不能稳定地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大多选择跑出来打工，农村里面留下老、弱、病、残。城市化的惟一定义是消化农村人口，而不是把原来的城市人口再一次城市化。哈耶克说，这是不行的，因为由这个市场产生出来的价格肯定不反映最低成本。
记得有一次我到乡下去，竟然看到有个年轻的男农民在那儿，我脱口而出，说你怎么还在这儿，旁边有人拉拉我的衣服，意思是要我不要问，后来又悄悄告诉我，是脑子有毛病，所以留下了。虽然当期的GDP上去了，但没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经济效益。现在没有人要实行强制性的土地私有化，反而是有人在实行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所以这样的稳定，以及这样的稳定下取得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
1930年代，哈耶克(编注：F.A.Hayek)与兰格（编注：OskarR.Lange）辩论。几百年、几千年形成的，充满人气的内核要放弃，却要自己搞出一个没有人气的内核来，这是很奇怪的城市化。
它也是惟一的土地供应者。由于这种强制性和垄断性，农民是涨价归公这种极左口号惟一被实施的对象。
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对的。根据这种理论，城市地区把50万家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私有化了，说是因为生产关系（所有制）必须和生产力相吻合。所以，从城市化的本质来说，本来应该是一场有亿万民众和企业直接参与，由他们自主决定移民还是不移民，进城还是不进城，农地应该继续作农地之用，还是因为有了更高的机会成本而应该改为城市用地。兰格说，中央计划经济是不好，因为没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切由中央计划支配，确实没有效率。三、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主要制度原因由于离谱的房价，即使我们现在废除户口制度，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进城定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所以，要求要素不但是要在本国范围之内自由流动，最好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流动。
内生增长是指增长主要是靠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由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有自由竞争形成的土地均衡价格。
其实，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的改善，本来应该能够提供更好、更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应该更容易使残疾的或者智障人士生存下来，而把农村留给身强力壮、脑子好、有拼搏精神的人。）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大约在0.3左右。
最需要城市化的是农村人口，但是他们其实在这场本来应该是为他们而造的造城运动中没有得到特别的好处。（编注：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
中国当时的体制不但无助于逐步消化农村人口，而且发生了逆城市化的历史倒退。他们会进城打工，并被吸收到城市经济当中来，因为可以分享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获得较高的收入，其后代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永远摆脱了农村。如果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从50%下降到10%，那么，为了使城乡间的基尼系数值不恶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应该相应下降，应当由原来的80%以上（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8%）向10%靠近。等他们长大以后，带着一口乡音，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变成农民工。
当时兰格认为哈耶克是错的。但惟有农民，只有用于农业，作为集体，才有土地的所有权。
中国的社会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转型，这种滞后不纠正，一定会酿成爆炸性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而且又是和土地制度有直接联系。
如果今后继续搞外生型的城市化，那就必然是换汤不换药。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非常大，农业比重从原来的50%已经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0%。
因为后来的及时转向，才避免了彻底崩溃。第二，务农大户难以自发成长，是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原因。例如，知识分子的资产是人力资本，不能说我今天研究土地问题，但明天开始研究历史了，国家就可以把我的人力资本剥夺掉，没有这个说法。这就要求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要素。
如果有真正的要素市场的引导，有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会搞出这样的事吗？现在中国的地市泡沫和房市泡沫很严重，可是政府主导的人工造城却仍在大规模进行由于成本的大幅增加，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因此有所下降。
根据天则的计算，2011年，石油垄断体制产生的全社会损失总计达6843亿元，包括福利净损失1450亿元，获得的政府补助81亿元，少付的融资成本634亿元，少付的土地租金524亿元，少付的资源租金181亿元，垄断产生的高价造成的损失则为4018亿元。6月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
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竞争者也受到直接损害，包括不许进入或者将已进入者驱赶出采油和销售等领域，对已进入企业进行限制和歧视，与地方政府联手用行政力量排除竞争者，直接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等。上述研究显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行业属于行政性垄断，并且是高度垄断，具体表现为：由两家至三家垄断企业对包括勘探、开采、炼油、批发、零售，乃至进出口的全面垄断。